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覺醒的時代

時間:2019-09-03 08:31來源:新京報 作者:李夏恩 點擊:

广东36选7开奖11071: 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覺醒的時代

广东36选7走势图表 www.alwlow.com.cn 這場運動中的每一個人物都值得用放大鏡細細觀察,每一個細節都值得反復品味。盡管我們不可能講述每個人的故事,但我們仍然盡可能尋出一些足以代表某些群體的身影,把他們引到歷史的聚光燈下,與主角享受同樣的關注。只有這樣,才能構成一幅完整的畫卷。

“五月四日”。

 

這個日期仿佛是一句歷史的真言,能夠召喚出每個國人心中熱情的共鳴。它蘊含的巨大力量,不僅深刻地改變了這個國家的命運,更沖擊著人們的心靈。這是一部以整個國家作為舞臺的宏大史詩,它以告別過去的高聲吶喊開幕,又以擁抱未來的萬丈激情為高潮,而它的尾聲,直到一個世紀后的今天,仍余韻未絕,時時縈繞在我們的耳畔。盡管百年前的這場運動誕生于外交失敗,巨大的挫敗感引發的憤怒是它的前奏,但它非同尋常之處,正在于它沒有讓自己陷入憤恨的泥淖不能自拔,任由情緒擺布,而是反思失敗的歷史根源,將憤恨轉化為追尋國家命運答案的勇氣與激情——樂觀而非悲觀,是五四的主題曲。

 

最吸引人的,是在奏響的主題曲中登臺出場的那些人物。他們的行動、思想、個性以及歷史時刻到來時做出的抉擇,都體現出了那個時代人物特有的精神。在這些人中,有的是旗手,是運動的發起者和領導者,李大釗、陳獨秀、梁啟超、蔡元培、魯迅、傅斯年、羅家倫、匡互生、許德珩、瞿秋白……僅僅提到這些名字,就讓人感到時代風潮力量,在激蕩耳鼓。他們理所當然在舞臺上占據著主角的位置。但還有一些名字,他們被埋在歷史的角落里,但如果沒有他們的盡力出演,那少數聲名赫赫的主角所發出的呼號,也不會成為震動這個國家命運的吶喊。楊晦、廬隱、陶孟和、張靜廬……這些參與者雖然沒有站在舞臺的高處,但推動時代潮流向前涌動的正是他們,他們個人的命運,也因這股風潮而改變。同樣,我們也辨識出了另一些人物。他們有的只是無動于衷的旁觀者,就像那桐這樣的前朝遺老,固執地將自己塵封在舊日的時光里,但即使是他們,也被這場運動震起了些許浮塵。有的卻是像鄭孝胥和劉大鵬一樣,對這場運動擊碎了他們順從安穩的臣民舊夢而切齒不已,但又無可奈何地看著時代洪流滾滾而過?;褂幸恍┤?,則站在舞臺的暗面,試圖用暴力的閘門阻擋這場勢不可擋的變革。他們洋洋自信,自以為是掌控這個國家的主角,但歷史卻證明他們的倒行逆施,恰恰將自己釘在了恥辱柱上,昭著惡名與這場運動同歸不朽。

 

因此,這場運動中的每一個人物都值得用放大鏡細細觀察,每一個細節都值得反復品味。盡管我們不可能講述每個人的故事,但我們仍然盡可能尋出一些足以代表某些群體的身影,把他們引到歷史的聚光燈下,與主角享受同樣的關注。只有這樣,才能構成一幅完整的畫卷。因為這部史詩不僅屬于那些英雄,而是屬于每一個人。在過去的一個月中,我們陸續推出了十八位“五四”人物的故事,無論他是發起者、參與者、支持者、旁觀者,還是反對者,“五四”都以歷史之名,將他們的個人命運編織進了國家的命運之中。

 

他們是同一個國家的國民,呼吸的是同一個時代的空氣,也感受著同一場運動的震撼。新與舊的碰撞、傳統與現代的纏斗,面對掀起的時代風潮,每個人都必須要做出自己的選擇,這選擇將決定這股風潮將自己以及這個國家的命運帶向何方。當一百年后的今天,回望這場運動,就會發現。“五四”帶給這個國家最重要也最深遠的遺產,是一種歷史的自覺。中國人第一次如此清晰明澈地意識到歷史正把握在自己的手中,每個人都有能力也有必要創造屬于自己的歷史,哪怕這創造歷史的意志是就像螢光一般微渺,但請不要懷疑,就像一百年前的那些自覺的人們所做的那樣,那星光注定會照亮暗夜,迎來這個國家未來的曙光。

 

 

2019年5月4日《新京報書評周刊》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特刊“覺醒的時代”。

 

 

 

歷史的所謂奇跡,就是將平常無奇的一天化作非比尋常的一刻。當日歷翻到1919年5月4日這天時,很少有人會意識到這一天將成為歷史性的一刻。它到來的方式是如此尋常普通,與過去的任何一天并無不同。曙光漸漸吞沒暗夜,古老的北京也睡眼惺忪地從長夢中蘇醒。委頓的冶游浪客從新世界游藝場踉蹌而去,遁入晨曦,只留下伙計打掃通宵縱樂后的殘渣垃圾。眼下那些砸爛的桌椅什物,是前一晚三個美國大兵酗酒鬧事的結果,這場風波著實讓在場游客吃驚不小,但也抵不過一個月后,一名叫陳獨秀的北大教授趁游客看露天電影時,在屋頂花園拋撒傳單惹動的滿城風雨。

 

擔挑賣菜的小販走街串巷,店家們也掀開門板,挑出招幌,等待客人登門。城隍廟街雜貨鋪的掌柜慶祥也不例外,像許多店家一樣,柜臺上總是擺著一套茶壺茶杯,供進門來的主顧歇腳喝水。他的兒子興玉則一如既往地將鋪里的貨品撣凈擺好,幾個茶罐被放在明面地方。父子倆當然不會想到,八個小時后,一個叫何文貴的保安隊長將會攙著一個渾身是血、戴頂洋帽的白胖子從后門進來,他的兒子會用那只茶壺倒一杯水遞給他喝。緊接著,會有二十多個“拿旗拿棍”的青年闖進他的鋪子,把那個渾身是血的白胖子從鋪里揪出去當街痛毆,那幾個茶罐也被砸在地上,摔成稀碎。

 

陽光灑向紫禁城已經消褪成鐵銹色的巍峨宮墻。在雜草從生的明黃琉璃瓦下,是退位已經八年之久的遜帝溥儀和他的小朝廷。這天遜帝宮廷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前清太傅,也是當今民國大總統徐世昌夫人壽辰,深居宮禁的兩位太妃“諭令南書房撰擬賀文,內務府備辦壽禮”,一切宛如前清皇帝恩賜大臣的故事。

 

停滯的時間在這里固執地對抗著宮外的變化。盡管宮苑深深,貌似與世隔絕,但一種奇異的聲學現象“響城”,卻將這位“歷代帝王的最后一位代表”與外界聯系在一起:“大街上小販的叫賣聲,人們討價還價的吵鬧聲,木輪大車的隆隆聲,有時連駱駝騾馬的噴嚏聲也聽得一清二楚”。這些聲音中自然也包括報童的叫賣聲。盡管清廷最近一次成為新聞焦點,也是兩年前那場鬧劇般的丁巳復辟,但外界的報刊雜志仍會準時呈送御前,供年輕的遜帝躬親御覽這些與己無關的時事新聞,繼續假裝時代的指針從未移動過。

 

《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 陳平原/夏曉虹 編,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年4月版。(借45位五四人物故事復原五四運動歷史)

 

 

《晨報》,就是會送入宮廷的報刊之一。它也是北京每天清晨最早發售的報紙。一早拿到這份報紙的人,最先映入眼簾的,當然是頭版的商業廣告,但真正的頭條新聞卻是二版首欄的論評《山東問題與國人之決心》。論者在文中聲稱“山東問題,已瀕生死關頭”。如果巴黎和會不能主持公理支持中國對山東利權的主張,那么國民應做好和約不署名甚至退出和會的決心。倘使政府讓步屈服,那么“吾民不能承認政府之所為”。論者在文中引用企圖霸占山東的日本為例。日本為強迫和會允準其對山東利權的主張,不惜威脅退出和會,“人對于其所希望之權利,皆知拼死以爭,不得則悻悻而去。吾民獨非血氣之倫,應俯首聽命于無理之處分乎!”

 

危殆急迫的呼號,聽起來就像是接下來會發生的那場運動的集結號。但事實上,早在這聲呼號發聲的前一天夜里,那些即將站上歷史舞臺中央的年輕人們,就已經在刷印傳單,制作橫幅和標語了。而當他們為這場運動徹夜籌備時,絕大多數人,包括這天《晨報》的讀者們,都沒有覺察到這場運動即將以這種形式爆發。

 

日已近午,北京仍然平靜如常。前門外正陽門火車站上的時鐘敲響了九點。在距離車站不遠的打磨廠街上,一個身穿呢袍二十來歲的青年,突然一跤跌倒,在大路中間氣絕身死。沒有人知道他的姓名。這位無名少年之死恐怕是5月4日當天最不引人注目的事件,但其蘊含隱喻卻意味深長。被許為五四精神代表的魯迅

(盡管他本人并未參與當天的運動)

,即在其作品中不止一次引入倒斃路旁的無名死者意象,在寫于6年后的《死后》一文中,他干脆自己化身為倒斃路上的無名死尸,用以譏諷圍觀看客的麻木不仁。

 

 

然而,五四之所以成為歷史時刻的原因就在于,它在這天并未遵循魯迅對中國國民性灰色的批判定律。揮舞旗幟、走上街頭的兩千多名青年學生絕大多數都沒有在歷史上留下他們的名姓,即使在當時,這些或身穿學生裝,或著長衫的年輕面孔在民眾眼中也不過是一群無名氏。但他們的所作所為卻并未被圍觀的看客漠然視之,就像一名參加游行的學生在日后回憶的那樣“我敢斷言,那天圍在學生群的外面、跟著學生行列忽斷忽續向前走的一些市民,對于示威運動是同樣的富有同情,并且也滿懷熱望期待著學生們有一場熱烈有力的舉動”。

 

那些年輕的喉嚨中發出聲音像湖中投下的石頭,在本來平靜的水面上激起一圈又一圈漣漪,從天安門廣場一直擴散到這個國家的四面八方。這種巨大的感染力正是所謂的歷史奇跡,它將上述那些尋常生活中互不相關的人和事物連接在一起,共同織進國家命運的巨網中。牢籠在日復一日庸常中的個人,也在這一刻掙脫束縛,決心由自己來主宰歷史。

 

時間指向正午,歷史的舞臺已經在天安門前的廣場造就,等待著主角們上場,高喊出他們的第一句臺詞。

 

 

五四運動期間,在天安門前集會的學生。

 

 

 

發起者:自我的覺醒

 

 

“太陽從正南稍微向西偏了一點,于是有人站在高處力喊‘開會’,即時高低不一的行行學生縱隊一變而成了團團圓陣,圍繞住仿佛司令臺的中心。我站得靠后點兒,那幾位激昂憤發大聲講說的人并沒看得清晰,一共不過三五個。演辭并不冗長,可是每句話似乎都帶著爆發力,往往不等那段話說完,從最近的圓周起,齊拍的掌聲層層向外擴展。”

 

王統照是那天游行學生中的一員,他的這段親歷回憶,可謂五四運動記述中的典型。在絕大多數關于五四運動的回憶中,青年學生都占據著一個主角位置。毋庸置疑,他們是這場運動的發起者,理應將目光聚焦在這些生機勃勃的青年身上。如果仔細查看,會發現他們中的許多人的雙眼都布滿血絲,眼眶泛青,這是他們為籌備標語和宣言徹夜未眠的奮戰勛章。

 

“中國存亡,就在此舉了!今與全國同胞立兩條信條道: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們,起來??!”

 

這份句句皆帶爆發力,引來齊拍掌聲的演說宣言,是22歲的北大三年級學生羅家倫徹夜不眠趕制的成果。這位運動的發起者以火爆脾氣著稱,在他的五四回憶中,毫不客氣地對母校北大“暮氣沉沉、腐敗極了”的衰退風氣大加批判,將自己與同道目為振衰起敝的改革先鋒。但他對自己的師長同學嘲諷笑罵,恰恰構成了一幅五四運動主角們的趣味十足的群像。

 

 

北大的游行隊伍。

 

 

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筆鋒很厲,主張十分尖刻,思想很快而且好作驚人之語。他的毛病是聰明遠過于學問,所以只宜做批評社會的文字而不宜于做學術研究的文字”。

 

錢玄同“本來是一個研究音韻學的人,是章太炎的學生,是自己主張白話卻是滿口說文言的人,是于新知識所得很少卻滿口說新東西的人,所以大家常說他有神經病,因為他也是一個精神恍惚好說大話的人”。

 

胡適之“膽子是很小,對一般舊教員的態度還是十分謙恭,后來因為他主張改良文學而陳獨秀、錢玄同等更變本加厲,大吹大擂,于是胡適之氣焰因而大盛,這里仿佛有點群眾心理的作用在內”。

 

劉半農在當時“大家對他不很重視”,發表的文章“措辭輕薄,惹引了不少反感”。

 

魯迅則是“宦隱于教育部多年,這時候也出來打邊鼓,做《狂人日記》《藥》等很傳誦一時的小說”。

 

惟一得到這位綽號“熊掌”的暴烈青年衷心稱許的,就只有當時的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他的文章寫得很好,人也很樸素”。他的主任室也成為羅家倫和他的好友傅斯年和汪敬熙聚會場所,在那里,“無師生之別,也沒有客氣及禮節等一套,大家到來大家就辯,大家提出問題來大家互相問難”。也互相用不恭的綽號和罵仗來回敬彼此。

 

 

五四之后,先進的知識分子鼓吹新思潮,成立新社團,紛紛探索改造中國的新方案。1918年6月,王光祈、李大釗等人發起組織少年中國學會。圖為少年中國學會部分成員合影。左起第8位為李大釗。

 

 

羅家倫口中的五四干將,包括他本人都顯得如此夸誕不羈,但這幅光怪陸離的景象,正是五四運動之所以成為可能的關鍵所在。很難想象一群循規蹈矩的庸碌之輩會主動發起一場正面抗爭的激進運動。唯有這群個性十足、時露崢嶸之徒,才有可能主動走上前臺去創造歷史。那些“村夫罵座”般的“處士橫議”中,蘊藏的是對鐵板一塊的既定規則和秩序的不屑與顛覆。為掙脫束縛,不得不采取激進的態度去刻意挑釁那些陳舊的事物。

 

羅家倫的另一位同窗好友楊振聲,就是北大中文系中一名“急躁的激進分子”,為表達自己的激進主張,不憚冒犯師長。當一貫敵視新文化運動的守舊派泰斗辜鴻銘在課堂上自豪地炫耀著自己的辮子時,楊振聲故意坐在教室后面講怪話:“他的皇帝同他的辮子樣,早就該斬草除根了!”盡管后來楊振聲在回憶中承認自己“無分別地排斥自家的舊的一切,這偏向產生了不良的后果”。但在當時,這些扛起五四大旗的年輕旗手們的自信,正建立在這種“矯枉過正”的基礎上。

 

唯有這種自信,才能讓他們的抗爭行動獲得必要的合法性和正當性——這些高呼口號的年輕人能夠真切地感受到舊時代的壓抑和束縛,因而才能從激進的反抗中誕生出自我意識,讓自己不會沉淪于這種桎梏憋悶的庸碌中隨波逐流,人云亦云,而是努力發出自己的聲音,張揚自己的個性,正是這種強烈的自我,賦予了五四那天演講宣言的爆發性力量,也上演火燒趙家樓這一中國現代史上最具戲劇性的一幕。

 

這種戲劇性不僅僅來自于焚燒曹汝霖私宅和痛毆章宗祥這些暴力行動,更體現在他們在這場示威運動中所釋放出的真實自我。后來成為中國民俗學領軍人物的江紹原,當時只有21歲,是北大哲學系的旁聽生。這位總是給人文雅詼諧印象的學者,在當時卻“拿了一床紅綢的被子,拖在地上,撕了一塊紅綢,拿在手里,亂晃幾下”,高喊“勝利了!勝利了!”一位傷寒病高熱臥床數十天的同學,在宿舍里聽到從趙家樓現場回來的王統照和其他同學“壯談”這場經歷時,竟“突然從臥床上一躍而起”:“我的病也好了!——我后悔沒到天安門去!”盡管這個病中驚起的場景,不乏事后回憶刻意添飾的戲劇效果,但就像每個親歷這場運動的青年學生一樣,這名學生意識到剛剛的五個小時中,這些青年人已經創造了歷史:

 

“這是場歷史的大事件!今天是壯烈痛快的紀念日!——瞧瞧明天的北京報,教授們的言論,學生會的活動,給全中國一個震雷。??!從今天起……中國一定要改了面目了。”

 

 

美國攝影家詹布魯恩拍攝的五四運動示威者,他們手持“還我青島”“青島是中國的”“賣國奴曹汝霖”等標語走上街頭。

 

 

 

支持者:國民的意識

 

 

王統照的回憶戲劇性地捕捉到了這個由他們共同創造的歷史時刻。但與其他五四記述不同的是,他同時也記錄下了那些圍觀民眾的音容笑貌??醋?ldquo;這么一群學生集合一處,居然各有領導,分執校旗,浩浩蕩蕩,頗有聲勢”,難怪會吸引來眾多市民“隨著在天安門內外瞧熱鬧,看局勢”。這些主動聚攏來的觀眾,盡管總是在歷史敘事中充當主角們的人肉背景,而且他們最初的心態,就像王統照所描述的那樣,純粹是出于好奇:“奇怪學生們要弄什么把戲?要在這紫禁城的頭門口演什么說?擺什么樣兒?起什么哄?”

 

但當學生們反對巴黎和會簽字的演說結束,異口同聲高呼的口號,卻讓這些跟來“看樣兒”的北京人“笑嘻嘻的面容頓時抹上了一層嚴冷的冰霜”。在前往趙家樓的途中,學生們的隊伍也引起北京市民爭先恐后的圍觀。輕松俏皮的評論也從這些圍觀者口中紛紛吐出:

 

“學生們好玩。”

“到哪哈去呀?”

“走的不推板起軍隊,——真正有板有眼。”

“哈!這一陣子巡警大爺可要忙一會兒。”

“巡警干嗎多管閑事?人家好好游街……”

“可——不是,這世界上透新鮮的事兒多啦。游——街,示——眾,哈,這也是示眾呀!——”

“得啦,您真是會嚼舌根子的大爺!游街示——眾,難道這是要上菜市口?”

 

 

《五四事件回憶(稀見資料)》,陳占彪 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5月版。

 

 

王統照對圍觀民眾的描述盡管調侃幽默,但卻沒有任何諷刺的成分。就像他在回憶中所說的“說得不輕不沉,連聽見的被評論者也不會引動火氣,反而微現笑容”。這些話當然可以視為這些圍觀民眾在單調乏味的生活中得到的幾許調劑,但就像王統照發現的那樣,這一次,這些人并不僅僅只是旁觀者在嚼舌頭而已,俏皮評論中充滿了肯定和贊揚的意味?!凍勘ā返囊晃黃纜墼本頭⑾?,這場運動并不僅僅是“學生界的運動”,“其實據我親眼所見,參與其事的有許多工人、許多商人,和許多須發皓然的老青年”,在他看來,“這完全是一場市民運動”。學生們從一開始便不是形單影只地走上街頭。那些圍觀發表評論的普通民眾,正是這場運動最有力的后援團,他們以數量壯大了這場運動的聲勢,以言論表達了自己對學生們的支持,只要有機會,他們也會將自己的支持付諸實踐。證明這些學生并非孤立無援。

 

許多普通民眾的表現證明了這一點。梁實秋回憶了一個細節。當時他還是清華學校一名18歲的學生,被派往前門外珠市口煤市街一帶作街頭演說,“我們喊得聲嘶力竭,有一店鋪伙計給我們搬出兩個條凳,我們便站上去對眾演講”。上海學生聯合會負責出納收支的交通大學學生吳道一,每天都會收到許多人捐贈給學生的錢財物品。讓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個商人送來了很多“荷蘭水”,“這是當時最時髦的飲料,和今天的汽水可樂之類的很相似,它用一個小瓶子裝著,瓶口有個圓玻璃球,戳一下玻璃球就可以喝了,我們喝著這種時髦的‘荷蘭水’,心中總掛著這位商人的愛國情意”。在天津,達仁堂的伙計們為冒著暑天演講的學生們特意準備了茶水和中暑藥品。這些積極的聲援和物資支持之外,消極的緘默有時也可以視為這些普通人對學生們無言的支持。前文提到的那位城隍廟街的雜貨鋪掌柜慶祥就是消極支持的典型。五月四日那天,除了私宅被焚的曹汝霖和遭受痛打的章宗祥之外,這個小商人可能是遭受損失最多的一個。破門而入的學生在強行揪走章宗祥的同時,損毀了這家店鋪里的不少什物。不止一名學生在回憶中稱,他們從店鋪中拆走了竹竿和鐵棍,并且還順勢拿走了許多皮蛋砸到章宗祥身上。事后,慶祥父子被帶到警察局。在那里,審訊員想方設法試圖從他們口中套出當時打人放火的學生究竟來自哪所學校,姓甚名誰,以便對其定罪。但幾輪訊問下來,審訊員卻發現全然徒勞無功:

 

問:進你柜上抓章公使的二十幾個學生,本廳傳來叫你認,你認不認得?

答:我不認得。

問:去揪的人你一個都不認得么?

答:一個我也不認得,我的東西摔了我顧東西,不留心看。

問:見面你認不認得呢?

答:認不得。

問:打章公使的學生你真看不出來么?

答:好幾百口誰也認不清。

問:傳來叫你認你認不得?

答:我一個認不得。

問:那些學生是不是穿學堂的衣服?

答:全是穿大褂的,未有穿學堂衣服。

 

這位掌柜不僅一問三不知,很明顯還撒了謊。那天火燒趙家樓的許多學生都身穿學堂衣服,胸前還佩戴著?;?。更況且商人視店鋪商品為身家性命,絕不可能對損壞自己財產的兇嫌毫無印象。他這樣做只能有一種解釋,他在刻意袒護這些學生,在內心中,這位雜貨鋪小商人相信學生們的所作所為是正義的,為此,他情愿犧牲自己的部分財產。

 

 

工業商業學校的學生。


 

 

慶祥的所作所為并非個例。在之后掀起的抵制日貨的全國性運動中,許多商人都犧牲了自己的部分財產。盡管必須承認,這其中有明顯的強迫成分——任是哪位商鋪的老板,看到門口站著制服筆挺、手持棍棒的青年學生,都不得不心存敬畏將貨架倉庫中的日貨忍痛上繳,當街銷毀。但那些與學生配合,主動當街銷毀日貨的店鋪,也贏得了輿論的一致好感。在天津,河東特別去菜市內的一家鐘表鋪,“特將自己所存各樣日本鐘表及其他各項日貨,一律砸壞焚毀,改作他業。一時聞者無不起敬云”。當學生們被逮捕時,這些商人聯合關閉了自己的店鋪,店員和工人也停止工作。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發現,“組織這種義舉幾乎都是自發的……它們引導著民眾準備采取行動”,這是一種“消極的抵抗,目的是讓工商業停頓下來,直到政府聽從人民的意志為止”。

 

普通民眾對學生們的支持,可以有很多解釋方式。其中的重要原因是這個國家對識文斷字的知識階級的崇敬傳統。這種傳統可以追溯到科舉時代乃至更古老的時代。在普及教育之前,知識是一種權力。識文斷字、通讀詩書的人被尊為士人,居四民之首,他們也可以憑借知識考取功名,擔任官職,成為統治集團中的一員。即使在科舉制度被廢除后,在普通人心中仍然延續著讀書人有著高人一等特權的思維慣性,那些在高等院校念書的學生,就如同于科舉時代的舉人進士一樣,早晚會位居人上。這種知識上的高傲在很大程度上是學生們得到民眾擁護的資本,許多學生對此心知肚明。就像北大校長蔡元培在闡發五四運動的意義時所說的,這些青年學生作為“一般有智識的人”,是在犧牲“神圣之學術”和“自己的光陰”去喚醒“一般平民”——盡管這種以知識啟蒙為己任的自我犧牲確實令人動容,但也暗含著知識階級與一般平民之間的不平等。

 

但對那些接受了新文化洗禮的青年學子們來說,盡管他們享受著知識階級帶來的尊重特權,但這種高高在上的姿態卻與他們平等主義的理想相悖。他們不希望民眾僅僅是因為他們是知識階級而跟從他們,而是期望他們能像自己一樣,自覺地意識到自己在這個國家中所應扮演的角色和承擔的責任。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青年知識分子祭起一個時髦的法寶“國民”。

 

“國民”這個詞可以說是20世紀中國最重要的政治概念之一。對“國民”最經典的定義,出自大名鼎鼎的梁啟超之手。在他撰寫于世紀之交的《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前途》中,將國民定義為一個現代國家的主體:

 

“國民者,以國為人民公產之稱也,國者,積民而成,舍民之外,則無有國。以一國之民,治一國之事,定一國之法,謀取一國之利,捍一國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國不可得而亡,是之謂國民。”

 

五四時期學生發表的各種宣言和演說,幾乎就是在重復20年前梁啟超對國民做出的定義。學生聯合會在日刊的發刊辭中如是宣布:

 

“自北京有了五四運動以后,中國的前途就放了一線光明,學生界漸漸看清了他的地位,明白了他的責任,知道中華民國是國民公有的,不是一二人所私有的。學生即國民的一部分,就有預聞國事之權。那種‘學生不得干涉政治’的奴隸教育,在二十世紀時不適用了。”

 

國民因是國家的主體,因此對國家負有責任,而這份對國家的責任,又賦予了國民參與國家政治的權利。在五四時期的學生們看來,這便是身為國民的真意所在,也因此,喚起一般民眾覺醒的方式,就是喚起他們的國民意識。揆諸繼之而起的全國各個組織團體所發布的宣言,就會發現,它們幾乎都是在人云亦云地重復這條國民的經典定義。參加者達數萬人的“救國十人團”聯合會宣言稱“中華民國,即吾中華國民之國,人民對于國家,應有天然之責任”。上海一家機器廠的工人發表的簡短宣言也表示“我工界亦國民一分子,于良心上放不下,略有覺悟……以盡國民之職”。

 

即使是那些被派去阻擾學生運動的警察士兵,在面對國民責任的演說時,也會為之動容。北大學生楊亮功就描述了一幅動人的戲劇性場景。當時他們正在前門外進行演說,正講到興致淋漓時,忽然來了一隊警察驅逐聽眾。于是學生們將講演對象指向了這些正在破壞演講的警察:

 

“汝所冠非中國之冠乎?汝所履非中國之土乎?汝所衣、所食、所仰事、所俯蓄非皆中國國民之血汗乎?汝不見吾國租界上替人服役之印捕之無聊乎?汝不見朝鮮亡國后全國軍警盡易日本人乎?奈何我輩為救汝中國而講演,而汝反助彼仇人而驅逐聽講者乎?嗚呼!我最親愛冠警冠、佩警刀之同胞乎!汝縱不為國家謀生存,汝獨不為汝自身謀生存與汝所仰事、所俯蓄謀生存乎?”

 

每一句反問,都尖銳而沉痛,話音未落,這些警察就已經“感激泣下”。

 

 

《重返五四現?。?919,一個國家的青春記憶》,葉曙明 著,九州出版社 2015年5月版。

 

 

喚起民眾內心中身為國民一分子的樸素情感,是五四運動中最直戳胸臆的武器。當國民這個詞語,由一個形而上的政治術語,變成一個膾炙人口的流行詞時,它所具有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就不再是知識階級的夸夸其談,而是放諸全國皆準的個人準則。它所喚起的熱忱與情感,不僅僅是對這個國家的強烈責任感,也是一種身份上的自信——既然這個國家的每個人都是國民,都是這個國家的主體,都肩負有同樣的責任享有同樣的權利,那么,無論智愚貧富還是權位的高低,在國民的身份下,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也都能夠對彼此的國民情感感同身受。

 

因發起集會而遭逮捕關押的北大學生方豪,在監獄里感受到了這一點。負責看守他和其他被捕同學的,是位名叫張得標的營長。這位營長大字不識,在長官提問時竟將“騎兵”解釋為“旗人當了兵的意思”。無論是出身還是學問與方豪這樣青年學生可謂霄壤之別,但他的所言所行,卻證明了知識的貧乏并不會影響到身為國民的正義感,在這一點上,他與方豪這些識文斷字的學生是平等的。當被押學生向他講述五四運動的目的和意義時,這個憨直的人被深深打動了,他以“要是我張得標不穿上這一身老虎皮,也愿跟你們一塊兒干他媽的一下子”這種粗獷的方式,表達自己感同身受的贊許。他或許無法理解那些高深的政治理念,也不會闡發打動人心那些至理名言。但身為國民的正義感告訴他:“你們學生們沒有做錯事。”

 

方豪等人被關押了七個多月,有生以來,他第一次在監獄里度過農歷新年。讓他感動莫名的是,大年初一這天,張營長“竟買了兩盒茶點,并且帶了他的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在看管我的房子里向我拜年賀歲”——這是一位覺醒了的國民,用最傳統守舊的禮數,向啟發了他的那位國民表達由衷的感激和敬意。

 

 

北大的學生演講團對前來驅散聽眾的警察進行演講。

 

 

 

反對者:時代的暗面

 

 

徐復觀似乎沒有方豪這樣好的運氣,遇到對學生敬重有加且愿意覺醒的士兵。放眼望去,周遭全是怒目敵視的恫嚇面孔。這位未來的新儒學代表人物,在1919年是湖北省立師范的一年級學生。北京五四運動的消息傳來,讓這些學生相當激昂。他的一位同學“自動把一頂買了不久的日制草帽,投在地上用腳踏得稀爛”。但這種破壞行動,也就僅止于此了。像北京和其他各省的青年學生一樣,省立師范也組織了演講隊上街宣傳。但當徐復觀抱著“上戰場的心情”扛著旗子走上街頭時,卻發現自己站在一片肅殺的氣氛中。“街上布滿了軍隊,店門緊閉,路無行人,找不到演講對象”。

 

為了找到可供演講的聽眾,這支演講隊決定前往平日里游人如織的抱冰堂。途經武昌國立高等師范學校時,他發現校門有重兵駐守,不許學生進出,只有一些學生趴在圍墻,向他們歡呼揮手,算是精神上的支援。當他們快進抱冰堂時,徐復觀與早已守候在這里的士兵狹路對仗:

 

“一班北方胯子

(這是我們對北方軍隊的稱呼)

,槍上上著刺刀,跑出追上來,一言不發,把我們的旗子搶去,折為兩段,并跟著我們后面行進。進到抱冰堂,沒有一個人敢和胯子監視之下的我們接近,于是我們繞了一個圈圈回校了。事后知道,除了我們這一隊以外,其他各隊,都沒敢出校門。”

 

 

徐復觀所參與這場運動,就這樣被暴力生生打斷。即便如此,這支八人組成的演講小隊也足夠勇敢,他們面對的反對力量,是在湖北一手遮天的督軍王占元。

 

在外界看來,王占元對五四運動如此嚴防死守,甚至暴力鎮壓,著實讓人費解。1919年6月8日《申報》在評論王占元鎮壓鄂省學生運動時,即表示“王占元獨令軍警蹂躪,此則國人所不解者”。畢竟他本人就是山東人,而山東利權問題,正是這場運動的焦點。即使單純從愛鄉角度來講,他也應該支持這場運動。但如果將目光投向五四運動的焦點山東,就會發現情勢比湖北更加惡劣。濟南鎮守使馬良在山東督軍張樹元的庇護下,不憚出動軍警,用暴力毆打在劇場里表演愛國戲劇的學生,親自帶領一隊打手,對請愿學生在烈日下施以毒打,然后將16名學生逮捕關押,恫嚇要將其全部槍斃。8月5日,三名張貼抗日傳單的市民被逮捕,嚴刑拷打后被扣上土匪罪名綁縛刑場槍決。但氣氛最嚴酷的地方,當屬與山東毗鄰相望的遼寧和黑龍江。這里是“東北王”張作霖的地盤。這里就像是壘起了一道高墻,將五四運動的聲勢隔絕在外。這位東三省巡閱使以手段狠辣著稱,使用暴力絕不手軟。一位日本觀察者

(以贊賞的口吻)

描述了張作霖的鐵腕手段:“嚴格命令對南方和山東來的學生,沒收其危險的文書信件,有圖妄動行跡者予以槍殺”。

 

 

 

1919年6月28日,學生在總統警衛大門前。

 

 

五四運動這些危險對手的存在,從表面上看,使這場運動更具有某種強烈的戲劇沖突性。如果舉國一致支持贊頌,運動推行平坦如砥,那么這場運動恐怕也不會成為一場改變歷史的重要事件——任何事物如果推行得太過順利,如果不是大家早已習焉不察,就是在強壓之下不得不委屈順從,但無論哪種情況,都不會對這個社會產生任何質的改變。每一場真正創造歷史的劇烈變革,都必定會有一場正邪大戰般的激烈沖突。與發起者和支持者相比,反對者的目的和動機更加復雜多端。但遺憾的是,因為人們的目光太聚焦于舞臺中心的正面主角和簇擁在他們身邊配角擁護者們,反而忽略了那些性格復雜的反面人物。往往僅僅用反動、保守、落后這樣的標簽就輕易打發。

 

劉大鵬就是這些反對者中的一員。他并非王占元、張作霖這樣雄踞一方的軍閥,僅僅是山西太原的一個地方鄉紳。在他的私人日記中,他用了一個關鍵字“亂”來定義這場運動:“北京學校如此,各省學校亦皆如此,這個風潮不小,深恐此大起亂事耳”,“此等風潮,中國皆有,則是一亂機也”。非常奇巧的是,這位山西縣城里寂寂無聞的鄉紳在日記中對亂的憂慮,與身在北京的另一位名人的想法不謀而合。這位名人就是享譽當時的書法家,后來成為偽滿洲國總理的鄭孝胥,他在6月23日的日記同樣將這場運動稱為“亂事”:“近日舉國亂事潛伏,亂黨將陰結日本亂黨推倒政府及軍閥,然此輩惟知作亂,無立國之略,其終必成專制政府。”他半開玩笑地對三位朋友表示自己有平亂之策:“使我執政,先行三事:禁結黨,封報館,停學堂,皆以丘山之力施之,使莫敢犯,不過一年,天下朝覲,謳歌皆集于我矣。”

 

 

《退想齋日記》,劉大鵬 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鄭孝胥與劉大鵬在五四為亂的觀點上一拍即合,是因為這兩位相隔千里的文人有著共同的身份和心態。鄭孝胥和劉大鵬都不認為自己是“國民之一分子”,他們內心歸屬是紫禁城中以遜帝溥儀為首的前清舊朝,也就是皇帝統治下的臣民。臣民與國民之別,是他們將五四判為亂事的根本原因。對國民來說,五四造成的社會震蕩,是覺醒的個人以國家主體的身份發起的一場變革運動。變革的起點是身為國民的自覺,因此采取變革的手段也順理成章被賦予了正當性。而對臣民來說,國家的主體并不是國民,而是以統治者為中心的統治集團。國家的所有權力和資源都理應掌握在這個統治集團手中,他人不得染指,否則就是犯上作亂。臣民惟一能做的,就是將自己的權利雙手奉給統治者,安分守己,不動非分之想,不需獲得權利,也不需承擔對國家的責任,只需要服從聽命,國家自然長治久安。

 

國民將自覺與變革作為信念,因為他相信未來存在于變革之中;但臣民卻將秩序與服從放在首位,他只愿意活在安定不變的舊日時光里。在劉大鵬和鄭孝胥這樣的前朝臣民看來,辛亥革命以降,民國肇建已茲八載,這場翻天覆地的劇變帶來的卻不是安定和秩序,而是政局動蕩,戰亂迭起,反倒不如革命前皇帝統治下過得安穩太平。對秩序性的渴求讓他們對當下發生的一切變革都加以唾棄。

 

但鄭孝胥比劉大鵬更接近五四運動的中心地帶,因此他相信自己窺探到了這場運動的陰私之處,它不僅是一場亂事,更是一起“亂黨將陰結日本亂黨推倒政府及軍閥”的政治陰謀。

 

 

《鄭孝胥日記》(全五冊),中國國家博物館 編,勞祖德 整理,中華書局1993年10月版。

 

 

五四運動隱藏著一場巨大陰謀的說法,不僅是當時五四反對者們津津樂道的抨擊要點,對今天的許多研究者來說,也是值得發掘探究的話題。被焚毀私宅的曹汝霖本人,就在多年后的回憶錄里指控學生運動背后有一雙受人操控的黑手,時為總統府秘書長的郭則沄,也在自訂年譜中痛罵“無賴者煽動學子相率舉幡,以懲國賊為辭,毀人居,毆人垂斃”,其他人的記錄和回憶則指出,這個煽動學子作亂的無賴主謀,正是國民外交協會的領導者林長民。他在1919年5月2日《晨報》上發表的《外交警報敬告國民》是學生決定五月四日發起游行的直接導火索。

 

今天的研究者循著這條陰謀的引線一路追查下去,更多可疑的證據也紛紛浮出水面。將這場運動的消息散布全國的主要輿論媒體背后,幾乎都能扒出幾雙幕后黑手。對五四運動鼓吹不遺余力的《晨報》、《國民公報》和《時事新報》都是以梁啟超、林長民為首的研究系言論機關,而諸如《申報》《新聞報》這些大報也與研究系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同時,這些報紙的總編主筆又與南方孫文的革命政府勾連交通,上?!洞笸肀ā返鬧饕蛺叢淳褪撬鏤牡淖式鷸С?。更有甚者,《申報》社長史量才、《時事新報》主筆張東蓀直接與學生聚議晤談,商討時局,研究行動方法。這些輿論操控者的共同目的非常明確,就是推翻皖系軍閥段祺瑞操控下的安福國會。如果順著這張陰謀大網再繼續編織下去,恐怕在最后得出的結論五四運動就像是一只黏在蛛網上的蝴蝶,被四面八方涌來的各派系蜘蛛像傀儡一樣操控于股掌之間。

 

但這種看似成理的陰謀論觀點,事實上卻玷污了這場運動的初衷。當1919年5月4日那些青年學生走上街頭,揮舞旗幟,高呼還我青島的口號時,這些天真而熱烈的心靈并未想過自己是在為某個政治集團賣命,他們只是單純地想表達自己作為一個覺醒的國民,改變這個國家備受欺凌、不公不義現狀的熱望。如果說研究系的《晨報》報道引燃了他們的怒火,那也只能視之為一個信息來源的有意誤導,卻不能歸咎到讀報人的頭上。暗藏在這場運動背后的那些政治陰謀斗爭,并非是它們造就了這場運動,恰恰相反,是它們企圖利用這場運動來為自己牟取政治資本和利益。

 

這一點,對那些最危險的反對者來說,也不例外。嚴令禁止湖北學生運動的王占元就是出于政治斗爭的考慮而采取嚴厲手段。他是與皖系安福派為敵的直系軍閥,對這場將矛頭直指安福派的運動本應持支持態度,就像另一位直系軍閥吳佩孚一樣,借機通電應援被捕學生,高調表態“必為學生保障”,以撈取順遂輿情的政治資本。但為了防止軍中山東士兵受到學生影響,造成軍心不穩,他還是從維持地方秩序的角度考慮,對學生運動嚴行取締。畢竟內政不穩的情勢下,大張旗鼓地卷入直皖政爭,確實令他措手不及。而對張作霖來說,他當時正忙于策劃吞并吉林督軍孟恩遠的吉林地盤,急需借助東北的日本人勢力。因此,他必須通過禁絕學生的反日運動來博取日方對自己的支持。壓制學生的正義訴求,只是他政治利益的天平上一枚必要的砝碼罷了。

 

 

 

《“五四”九十周年祭:一個問題史的回溯與反思》,楊念群 著,后浪 |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9年5月版。(本書重新定位了“五四”,提出了一種全新的“社會史化”的“五四”研究路徑,揭示了“五四”前后中國知識精英從政治到文化,再到社會問題的話題轉換。)

 

 

饒具意味的是,這些強有力的反對者鎮壓五四運動的托辭之一,恰恰也是愛國。毒打學生釀成血案的山東軍閥馬良,在一群打手的簇擁下,站在臺上向學生訓話:“你們不要把做官的人都當作不愛國者。我從前也是學生,我就是一個愛國者。你們不要上政客們的當,政客們專叫你們做壞事”。政治斗爭的陰謀論,以愛國為托辭,堂而皇之地從一個槍殺真正愛國者的軍閥口中說出,著實令人瞠目結舌。而張作霖為自己在東北采取的嚴酷鎮壓手段拍發給北京的電文中,同樣痛斥“學生于京畿敢于白晝肆意者,必為一二野心家政爭之工具也。彼等時常籍口外交,強迫政府之所不能。另一面則與亂黨勾結以擾亂天下,與俄國激進派初無二致”——陰謀論再次成為鎮壓的正當理由,張作霖也借此將自己打造成真正的愛國者,將亡國罪責扣到自自詡“愛國者”的學生頭上:“如此,誠恐愛國者之為數愈眾,亡國之禍亦愈速”。

 

那么,對于這些反對者來說,國家究竟意味著什么呢?1921年12月5日,在一次采訪中,張作霖罕見地對一位美國教授袒露出自己的心聲。盡管他吩咐翻譯不要將他說的所有話都譯給對方,但記錄卻保留下來。在采訪中,張作霖提起北京剛剛過去的銀行擠兌金融風潮,他聲稱是自己從奉天省款項中籌撥三百萬進行接濟,才讓國家銀行未致倒閉。言下之意,自己是平息這場風潮的大救星。然而,他忽然話鋒一轉,將這次風潮指為“完全是洋人乘隙搗鬼”。他譏諷那些自五四運動以來就頻繁發起罷課示威的學生,“學生們好鬧,講什么運動。這樣于國家利害大有關系的事情,他們怎么不鬧了,怎么不運動了?”在他看來,五四運動中學生們拼力爭取的國家主權,不過是他們好鬧生出的無端是非,唯有銀行里的真金白銀才是國家利益所在,更遑論這次慷慨接濟是筆回報豐厚的政治投資,讓他進一步獲得了問鼎總統寶座的權力和名望——對他而言,國家的意義,就是金錢加權力。

 

 

 

《中國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 [美]舒衡哲(Vera Schwarcz) 著,劉京建 譯,丘為君 校訂,三輝圖書 | 新星出版社2007年8月版。

 

 

 

終結即開始

 

 

1933年5月7日,中午12點45分,北平,東交民巷六國飯店。在確定那個“長方臉、鼻端高翹、兩頰瘦削,留著兩撇小胡子,下巴頦底還有一撮長毛”的中年男子就是目標后,三顆子彈接連射出,準確無誤地穿過目標的胸膛。艱難的喘息只堅持了兩個小時就呼出了最后一口氣。而此時,開槍男子早已驅車潛赴在秘密據點,向他的上級報告這次暗殺任務順利完成。

 

死者名叫張敬堯。對奉命射殺他的23歲軍統特工白世維來說,此人罪有應得。早在半年前,張就投靠日本天津駐屯軍參謀長坂垣征四郎,被秘密任命為“平津第二集團軍總司令”,作為日軍在北平拉攏漢奸、發動政變的內部策應。但翻看他過往生平,就會發現這名漢奸更是死有余辜。他在湖南督軍任上的斑斑劣跡,直到多年后湘人提起仍然切齒痛恨。其搜刮民財、縱兵擾民,以至于被當地百姓稱為“張毒”。在他當權的1919年一年間,發生的兵丁搶劫商鋪、強奸婦女的事件就不下60起。

 

這般惡徒自然也視五四運動為寇仇,為了壓制民眾借五四運動的反抗力量,他有計劃地讓湖南的輿論批評紛紛噤聲。他先后查封了長沙《大公報》和《湘江評論》,派人暗殺孫文派赴長沙宣傳國權運動的革命黨分子,出兵當眾毆打組織抵制日貨行動的青年學生。盡管惡事做盡,但因為他一直緊緊攀附皖系軍閥段祺瑞,積極主動向北京掌握實權的安福系諂媚獻好,所以湖南人在五四風潮中發起的聲勢浩大的驅張運動,對他也莫可奈何。直到1920年,手握軍權的譚延闿才以武力將其趕下臺,但張敬堯在湘惡政的余毒,數年后仍流弊地方。

 

從五四運動到其被刺身死,張敬堯以其貫徹始終的惡名似乎坐實了一個觀點,五四運動是一把善惡標尺,它的反對者必將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遺臭萬年。但當我們拿著這把標尺與歷史進行驗證時,卻發現事實并非盡然如此??梢院斂環蚜Φ卣頁鲆幌盜蟹蠢何逅腦碩械淖芡承焓啦?,盡管下令嚴懲學生,并且刻意暗示和會專使可以在凡爾賽合約上簽字——在時人看來,這種行為與賣國只有一步之遙。但在抗戰時,身陷淪陷區的徐世昌,面對日方的威逼利誘,卻始終堅拒不出。在他纏綿病榻之際,一位訪客在談話中詢問他對抗戰的前途,在日本人的監視之下,他未做回答,只是用手指著墻上懸掛的“晚晴簃”橫幅,微微點頭,“意蓋以‘晚晴’二字象征吾神圣抗戰之最后勝利”。對學生不憚臨以刀兵的安福派幕后操控人段祺瑞,在五四運動時期,可謂眾矢猬集,諸惡于身,直到三十年后,在一本紀念五四運動的小冊子《迎接新的戰斗》中,仍將其指為賣國賊的總導演,在他去世前一年接受《申報》采訪時,慨然表示“日本橫暴行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國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求。語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國積極準備,合力應付,則雖有十日本,何足畏哉?”被學生指為賣國罪魁,火燒其宅的曹汝霖,在抗戰期間,一面婉拒日方拉攏,一面則利用與日方關系,營救無辜陷敵的民眾和重慶地下特工,保全了自己的晚節。

 

但這些反例并不意味著要給這些人在五四期間所扮演的角色翻案辯護。歷史中的每一樁善行和惡行或許可以在蓋棺定論時相抵,但卻不能相掩。五四的意義正在于,它以具體的言論和行動,明晰而透徹地定義了一位合格國民的標準。即使是那些在當時反對、詆毀甚至壓制這一運動的人,也不得不在日后接受這場運動所訂立標準的審判。

 

因此,以此標準為界,五四既是終結,也是開始。每個親歷者在經過這場運動的洗禮后,都會以這個新的標準來重新測量自己的人生:我是否是一名合格的國民?我是否能承擔起國家的責任?我是否能從過去渾渾噩噩的迷夢中覺醒,去面對真實的自我,去反思過去的善行與惡行,去塑造一個配得上自覺國民的未來?

 

而這一切,都發端于一群熱情激昂、充滿個性的青年腳踏實地的實踐,他們在激情與挫敗中找尋個人的價值,在捍衛利權的行動發現國家的意義,在運動之后的反思中獲得自我的覺醒。個人與國家的命運被“我是國民一分子”的自覺聯系在一起,以此呼喚覺醒的國民共同擔負起變革這個國家的責任。

 

 

《五四運動史:現代中國的知識革命》,[美]周策縱 著,陳永明 / 張靜 譯,后浪 |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6年3月版。(本書呈現了完整的五四運動圖景,厘清了由學生發動的“五四”事件如何一步步擴展為一場全國性的政治愛國運動,剖析了五四運動對政治、社會、文學和思想領域的影響。)

 

 

因此,從這一點來看,五四運動的意義不僅是一種理想,更是一種承諾。因為理想有可能化為幻夢,而承諾則意味著必將被實現。這承諾中蘊含著為未來而奮斗的創造力。一百年前,那些青年們發起的那場運動震鑠古今的影響力,已經證明了這種力量的強大。盡管它在發生時,沒有人能預見到它竟有如此偉力,竟會重新塑造一個國家未來的命運。但這就是歷史的奇跡——一個人唯有提出超越自己難以實現的目標并為之奮斗時,才能發現自己真正的意志和力量,才會意識到自己是多么的神圣不可侵犯。


(責任編輯:管理員)